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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雨落幽燕 

作者 TombCrow, 2005 四月 12, 下午 04: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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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bCrow

韩毓海 
1.从公元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算起,北京城作为中华之都,到今天正好850年了。 
只可惜"匆匆太匆匆,无奈朝来秋雨晚来风,"――850年下来,堂堂大金留给北京的,除了原大宁宫琼华岛(北海公园)和金山行宫(颐和园旧址)这么两处胜景外,竟然就只是卢沟桥了。卢沟桥1192年建成,算是金朝的杰作,"卢沟晓月"至今还被视为北京的象征之一。
卢沟桥位于京郊房山。据说,完颜亮定都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就在于他看上了京郊大房山的风水,而说白了,这里的所谓风,无非是指大房山的山风,水则是指大石河的碧水,有山有水,古来大房山地区被称为"幽燕堂奥",完颜亮甚至认为这里很适合作祖坟,于是就将十二位完颜氏祖宗的宫梓万里迢迢从东北迁到这里,于是完颜亮以来,这里便以"金陵"著称。只是可惜了这完颜亮,一世英雄却看错了阴宅,元以后,金陵逐渐被毁坏,"金陵"这个地方也被元改称了房山县。
对于我这样有"历史癖"的人而言,一个一直难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大金在北京地区连祖坟都没留下来,却偏偏大宁宫琼华岛――也就是今天的中海、北海,以及金山行宫――也就是颐和园的旧址这唯一的两处,能劫后余生得以幸存呢?思来想去,最简单的答案只能是:这就因为那里是北京周遭之水汇聚之所在,是北京城重要的水源的缘故。
就京城发展的历史大致而言,金代的中都,基本上还是继承了燕以来的蓟城的城市规划,故可以说,金之前的北京变动不大;而到了金代之后,北京才算是彻底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元以及元之后的北京城,更是破除或者放弃了从燕到金的城市规划,几乎完全是推倒重来,从而方使得金中都的皇城建筑和园林,基本上是荡然无存。但是,元朝对于金留在北京的两片水却是高度地重视,这就是指――北海那片水,当时称为大宁宫"太液池",而颐和园那片水,当时叫罋山西湖(只是在乾隆年间,这里才改叫了昆明湖)。如果坐上飞机背负青天朝下看,你就会发现北京南、北方向分别有两个水源:西北水源颐和园之水入城,则成积水潭,而城南水源莲花池水入城,则成北海、中海。而历史上,北京城南、北方向上这两处水源的开拓者,也都是完颜亮。
所以说,今天的北海公园、颐和园旧址这两处地方连同其金代的建筑,之所以能够作为极少数例外,被元大都保存了下来,这里的原因也许非常简单,――那就是因为它不仅仅是园林景点,而是贯串北京南、北的水利工程源头的缘故。
其实,若建立一个大城市,特别是首都,首先要分别从内部和外部考虑两个基本因素,第一当然是从外部和周边考虑其战略位置,至于第二,那就是要从内部考虑城市的供水、用水问题。而说来说去,这两件同样也是北京的头等大事,而金以降,历朝历代,也都无不从这两个基本方面考虑首都的城市布局。
北京其实是座"水城",即是一座以水结构起来的城市。
若从远处说起来,最初养育了北京的水源,乃是房山的大石河。北京地区最早的都邑――"幽都"即称为"聚","聚"这个地方之所在,其实就是被完颜亮看中了的房山,而所谓"聚",顾名思义就是水汇合成流,直到北魏时代,房山还被称为"圣聚",这就是指"古圣水",也即今天的大石河,而最早的燕都,也就建立在房山大石河湾的土台子上。
而养育了北京的第二个水源,也就是城南的莲花池。由于随着燕国的疆域向东北开拓,它的首都也逐渐北移了,到了燕襄公的时代,燕国就已经把"蓟"作为自己的都城。而关于"蓟"王城的大体位置,则是据我校候仁之老的考证和研究得出的,候仁之认为,蓟城就是在如今的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公主坟以北,以莲花池为核心。而之所以是以莲花池为核心,乃是为了解决王城的用水问题。北京既然一向被称为"水甘土厚"的宝地,那北京的南城,自然也是多水的,那个地方除莲花池外,元代还有"泡子河"和"南海子",它至今还留下了南城陶然亭公园那好大一片水泊。
所以,我们时常所说的"燕京",其实有二:一在今天的京郊房山县大石河畔,曰"幽都(聚)";而第二个,则在今天的北京城南莲花池畔,曰"蓟城"。我们所说的在如今在北京城里的"燕京",其实专指后一个,即莲花池畔的那个"蓟城"。
可见,这个莲花池对于北京极其重要,因为自燕到金,千年以来,它就一直是北京城市的主要水源,这可以解释,无论是燕之"蓟城"还是金之"中都",都是以莲花池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也可以说,那个时代,北京城的中心其实是在今天的南城。也正是顺着这样的城市历史地理线索,我们也会发现这样一个"历史趋势",那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其实是在历史中不断运动着的,换句话说,它是"活的",是在地理上逐渐移动的――甚至可以说北京城的发展,逐渐呈现出一个越来越强烈,逐渐加速的"由南向北移动"的过程――先是"燕京"由房山移向南城,再是元大都由南城移向北海一带,而解放之后,随着十三陵水库的建成、北大、清华和高校云集北面,特别是1980年代末亚运村周边地区的形成,京城"北进"的速度就更为加速了。
可惜的是,历史浩瀚流转,这时间一长,作子孙后代的,竟然就把莲花池作为首都起源这件大事就给忘了,――其中最为搞笑的是,如果你翻开今天的北京市区地图一查,就会发现:如今的北京西客站,竟然大体上就建立在燕都王城的旧址之上,而且,西客站工程开工后挖出的大量文物,果不其然就证实了这一判断。而也许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年为了建造西客站,主事的竟然准备填平了莲花池,以为西客站建一"亚洲第一大货场"。这真可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北京人王朔有句广为流布的口号叫"无知者无畏",而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市井口号一旦在方方面面付著实施,就果然是屡试不爽,几乎无一不肇成前无古人的大祸事。
好在那时候候仁之腿脚还灵便,听到大货场的消息便去实地调查,这老头子登上高楼一望,发现那莲花池已经成为热火朝天之大工地,遂大惊失色,紧急呼吁,痛陈若填平莲花池,那一来切断了北京历史,将使得燕都"蓟城"再不可考,北京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从此大为缩水,二来――也更要不得的是:这等于切断中海、北海的水源,长此以往,非但大宁宫琼华岛胜景不在,咱党中央难道还要搬家不成?
呼吁上去,以至于上峰振动,特别是后一条关于北海水源的来历,更是让上上下下吃惊不小,大概谁也没想到小小莲花池具有这般功效,难怪就是当年率先在此建都的完颜亮这个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主儿,非但没敢填平了它,而是小心翼翼地围着它转,难道如今倡导"无知者无畏"北京开拓者们,竟比人家完颜亮胆子还大些不成?
由于候仁之等人揭示出金代大宁宫琼华岛(北海)与莲花池之间的水源关系,也就等于提示了中海、北海活水的来源,也许正是这一提示,在关键时刻从西客站的虎口里把莲花池给夺了下来。莲花池于是终于没有被填平,反而因祸得福,被重修为一个波光粼粼的公园,不但水源得到了净化和保护,附近的老百姓也得了个溜早去处,年轻人得了个谈恋爱的好所在,――只是如今周遭得到了好处的老百姓,大概并不知道能摊上这件好事,是*了我校社会学家候仁之老头这一介书生临危抗命的勇气。
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北京的所谓"龙脉"其实也就是指它的"水脉",而这个"水脉"则是由于金打了底子,而在元大都时代形成的,而且从此就基本上没有被动过。
说到元大都的城市规划继往开来之处,那主要在于两点:第一,根据金已经形成的北京南北两个水源:罋山西湖(颐和园昆明湖)和莲花池之水在城区的交汇点,来重新选择城市中心,这样一来,也就确定了这个交汇点在北海一带湖区。换句话说,这就构成了元以来,北京城一直以"中南海"为核心的最根本理由。二是――以这个南北水系的交汇点为核心、为基础,元大都又修建了一条贯串东西的水系,使得南北、东西两条水系将北京结构起来。按照《周礼》的原则,自南至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于是,元大都的规划,其实就是按照贯串北京的南北/东西这两条水系的规划而设计建造起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尽管从历史上看,金虽是第一个定都北京的王朝,但北京城作为首都的城市建设基本格局,却是在元大都的时代形成的。而这北京城的城市格局,之所以至元大都时代为之一变,个中主要原因,还是与水源的关系最为密切。
最简单的说:金基本上是承蓟城旧格局,即以莲花池为核心建立都城,供水系统并不发达。而元代所要建立的大都,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其规模之庞大雄伟,并非历史上任何朝代所能够想象,因此,它对于城市水源和供水系统的要求要高得多,即相对于从燕京到金中都,元大都就要求更为丰沛的水源,更为恢弘的供水系统和水利设施,因此,元的北京城市规划方案就是其城市水利系统方案的复制,其主要特点为――不是局限于一点,而是联点成线,织线成网。
大都城的供水问题,其实正是忽必列放弃金中都旧址,而选择以琼华岛周围的太液池和海子湖区作为皇城新址、京城中心的重要因素。而这可以看作北京城建设重心从莲花池附近的再次北移。因为所谓"太液池",就是今天的北海,所谓"海子湖区",也就是今天的积水潭,而元当年之所以放弃以莲花池为城市核心,而选择以今天的北海一带湖区为城市中心,主要是因为金中都利用莲花池储水,毕竟流量有限,不能满足扩建的大都市的需要。而且再加上北海离当时的"海子" ――即今天积水潭非常近,北海之水再加上积水潭,两水汇合,其水量自然要比莲花池大得多。
北京的许多地名其实都是与水有关系的,其中著名的就是"积水潭",它特别鲜明地提示着这座城市与水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积水潭,在金元时代称为"海子","海子"聚北京西北之水,流入都城而汇聚于此,故名积水潭。也就是说,与城南的莲花池相对,积水潭其实是城市北部的天然水库。
在历史上,积水潭的水量曾经是极其浩大的。"海子"(积水潭)聚水成湖,乃是受到来自西北郊的高梁河的灌注,而这个高梁河的水,则由于金代修西郊的"金山行宫"――也就是后来的颐和园,引了玉泉山和罋山泊(也就是后来的昆明湖)水注入所赐,这高梁河从城西北浩浩荡荡流入北京城区,形成了白茫茫一片大湖区,元代更开凿通惠河,使得船运直至积水潭,从颐和园至大运河贯串北京东西的水道,因此一时贯通,积水潭就这样成了北京最大的槽运码头,更成为京杭大运河北方的终点。
直到明代,积水潭仍被称为"都下第一胜区",所谓"碧波千顷,草树葱茏,帆樯林立,列刹相望,烟水云月,长天一色"。当时的大内太监,每日要牵数千匹御马在此饮水洗澡,届时龙腾马嘶,只见一片白浪汹涌,成为当时的每日一景,亦由此可见积水潭水面之盛大。
而我们绕了这么一大圈,到这里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金代在北京留下的建筑,除了著名的卢沟桥之外,就是原大宁宫琼华岛(北海公园)和金山行宫(颐和园旧址)这两项,说白了――那不过就是因为它们分别从南、北两个向度,将北京的水,汇聚于北海和积水潭这一大片湖区。因此,它们与其说是作为金中都的旧物被保存,不如说作为北京的水利工程,被元大都重新赋予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元大都充分注意到北京的水源问题,除了积极利用了原有的水利设施,即将北京的南、北水系贯通,定皇城于南北水系的交汇点之外,还作了另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就是把积水潭的水继续往东引,通过通州的通惠河,将隋代开拓的大运河,与北京西北的水源贯通起来,这样,不但南北之水汇聚于皇城,北京更有了一条贯通东西的活水,这条活水通过京杭大运河,更将帝国之都北京与中国南方联系起来。从此积水成潭,蛟龙生焉,纵贯北京城东南西北的"水脉"由此大功告成――这个以水系和水利设施为脉络的气势磅礴的城市构思,竟然是蒙古人的杰作,而主持工程的人,就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学者郭守敬。
为了保证处于诸水汇合中央的皇城用水之清洁,元特别还修了金水河,引玉泉山水入太液池,以供皇城专用,如今每逢夏天,都有不少北京"膀爷"在金水河的源头痛快淋漓的大洗其澡,每逢我看到这些"膀爷"在河里乐不可支的沉浮,均发自肺腑地羡慕他们的快活自在和有福,――因为在元代,即使在金水河洗手,那也是悬为厉禁,要阉了为奴或者发配充军的。
历史上,不仅皇城处于北京水系的核心,而且北京城的城市建筑和民居规划,同样也是以水的规划为准绳的,――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北京的巷道称为"胡同",这就是蒙古语"水井"的意思。
2.除了是一座由水系结构起来的城市这鲜明的特色外,北京还是个移民城市。
在金之前,北京的移民主要以塞外北方民族为主,而金之后,北京作为帝国之都,则吸引了全国的人才,特别是元代修通了京杭大运河之后,大量的南方才俊和江南文化一起涌入京城,至明成化兴八股文科举之后,北京更是每三年就要接待一次全国性的"考生大潮"。"进京赶考"从此成为命运与前程的象征,北京也从此成为全国人民,起码是全国精英最向往的地方。
中国历史上以"八股文"为科举考试形式,乃是明代的发明创造,这八股文必须以朱熹的《四书》注释为准绳,具有标准化的书写格式,最类似于今天的"托福"和GRE。八股文科举始于明成化时,从此每三年在北京会试、殿试,则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北京城在历史上的文化霸权地位,也就是从那个时候隆重地被确立下来。
人们常说:明代是中国文化专制统治的高峰期,这当然是对的,而要深入理解明代专制主义的特点,那却必须知道明代的文化专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专制。因为其主要特点,就是对文化事业进行标准化、程式化的管理,而从表面上看,这种管理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把全国的知识分子凝聚在一套书写程式、表述模式和学术规范上,或者应该这么说――它(八股文主义)乃是今天热衷于"建立一套普适化学术规范"的诸大佬们的祖宗。其不同之处也仅仅在于,今天的学术规范是与美国接轨,而当时的学术规范是与朱熹接轨,今天用计算机式英语书写,当年用宋代拜年式语言配以明代八股程式书写,其共同之处反正都是不说人话而已。
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一构想在当时还是非常符合管理效率原则、也是很有创见的,因为实际上明代从来就不是个效率低下的朝代,不必说其统治机器,例如锦衣卫和东场等内部组织之合理化程度,甚至要明显高于现代意义上的警察、监察系统,明代法律之细密,是历史上唯一超过秦的王朝,而且明代货币经济的水平,也要大大超过此前历代,它更是中国废除实物地租,实行货币地租的第一个朝代,这就是所谓"见亩征银"。明代"子粒银"核算的数目字管理之细致,甚至折算到以"一钱"来计算,这种货币管理方式,在此前历史上从来就没出现过,而这项"粮改税"的改革奠定之后,农民的负担加重,更是空前的,所谓"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明代地租货币化改革之后,农民的负担,同样超过了已往历代。
换句话说,一切按照标准化和"数目字"进行管理,恰恰是明代专制主义的主要特点,明代从太监魏忠贤到宰相张居正等,都是标准化管理和"一刀切"治理的模范,魏忠贤最大的优点并非拍马屁,而是特别会算帐,或者说这个人虽没什么文化,但精通所谓"数目字化"管理,而这魏忠贤张居正本来也就是一伙的,其政治理想是高度一致的,甚至他们的个人利益也是毫无冲突的,特别是:无论搞钱还是整人,他们俩都以高效率的工作作风著称。
近来黄仁宇写了本通俗闲书《万历十五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明代崩溃的原因是李贽等人的"文化浪漫主义"和包拯等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作祟误国,而不是张居正、魏忠贤等的标准化管理造成的专制和体制僵化所至,此书竟然大受欢迎。而他的欢迎者我想大致有两部分:其一是喜欢读翻案文章和通俗演义者,对于这些人而言,我的建议是:与其读这书还不如去看电视连续剧,而对于此类畅销书作者而言,我也觉得他们还是最好去写电视连续剧,因为那样来钱更快些,更符合"数目字"原则。第二类则大不同,这些人人数不多,但却是借古讽今、深文周纳,颇有意识形态深意,他们"非常明白",实际上看出来,今天要在中国建立以"学术规范"和各式各样"程序"为掩护的"治理之术",那首先就要向明代的张居正、魏忠贤学习,而要害则是学习他们如同管理"数目字"一样管理人的技巧,同时必须坚决打击知识分子中那些反对将人与社会等同于"数目字"的异端,――无论他们是所谓"文化浪漫主义"还是所谓"道德理想主义",无论他们是所谓"人文精神"还是"新左派",无论他是搞思想史的李贽还是反腐败的包黑脸,反正在今天,这都属于必须"告别"的"革命"和要不得的"激进主义"。而打击他们的方法,也不一定就是说他们"通匪"或者"杀人放火",按照大明律,仅仅一条"不符合学术规范"、"违反学术纪律"、破坏"数目字管理",就足以关上他几年,直至关死为止。
戴震讲话,以刀杀人,尚有怜之,以理杀人,复夫何怜?而今以学术规范、"数目字管理"杀人,那简直就该是大快人心事了――想想当年李贽的罪名,其实也不过就是如此。
黄仁宇老先生作为丢掉了大陆的国民党元勋,在该书结尾反省历史教训,痛定思痛,其实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国民党的失败,不是由于专制,恰恰乃是因为它不会搞文化专制,因为它就知道抓人杀人,不懂得建立一套学术规范,不懂得对知识分子和中国进行规范化、"数目字"式的管理,换句话当今时髦的话也可以说:起码我北京大学历史上竟然还不懂得用英语上课同时引进国际上通行的"末位淘汰机制"哩――在这一点上,酷吏张居正和宦官魏忠贤的榜样,诸位大明酷吏的治理经验,真真光耀百世,是多么值得我们学习啊!――这真是所谓黄老黄老,有术无道,历史与现实,果然如此。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自然也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黄仁宇老到底是军人出身,人家明人当然不屑作暗事,可惜人家老先生这么明白的话,这么明白的用意,当下这么多号称爱读书的学者,这么多爱好自由的卫士,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点破,究竟什么是他所谓"数目字化的管理"――这其实无非就是黄子平所谓"麦当劳式的专制",是李零所谓"养鸡场式的管理"罢了。时下某些所谓的读书人,在我看来不是真傻,那肯定是在集体装傻――要不就是,本来就傻,但是偏偏装作聪明的模样。
从历史上看,没文化的反而特别爱好乃至向往文化,这样的文化爱好者往往总是好心办出缺德事,此类文化爱好者的最高代表,即为明太祖皇帝朱元璋。这个卖豆腐的一当上皇帝,头等大事竟然就是要紧急约见孔夫子的重重孙子衍圣公,他还怕衍圣公不来,就事先找个碴,说那衍圣公的儿子喝酒打架,将衍圣公的儿子小衍圣公扣在南京。豆腐皇帝与倒霉的衍圣公当年初次见面有一段精彩对话,今刻于曲阜孔庙碑林,颇值得一录:
上曰:老秀才,上前来,我与你把话儿拉一拉。我问你今年几岁也?衍圣公对曰:臣五十五岁也。上曰:我看你,是个快活有福的人儿,你的祖上定下了三纲五常的好法度,你回去教导你的孩儿每,少吃酒、多读书,叫我朝也出个这样的好人儿行啊不?
这妙趣横生的对话,已经充分说明了朱皇帝的语言风格,这种被后世充分发扬光大的权威或者领导话语,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用所谓"数目字"说话,比如一开口就将孔夫子所有的学说概括为"三个纲"、"五个常",――这说好听了,是形象生动深入浅出,说不好听乃是卖豆腐报流水帐的习惯成了自然。而自从出了卖豆腐的皇帝,儒学的"数目字"化表述,那就已经成了定局,而大明的文化统治风格,也就算定下基调,惟余实施了。
最早提出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学术规范,严格的学术纪律来管理学术和思想的,也就是定都北京的明成祖朱棣,不仅如此,他还成立了掌握这一规范的全国考试委员会"礼部"和全国教育委员会"国子监"。明代的考试制度十分完备,学术建制尤其发达,否则《永乐大典》就无法完成,玄妙的理学就不可能昌盛,此所谓中国历史上"向管理要效益"的丰硕成果。但规范化的学术所造成的结果,还不仅仅是八股文,还不仅仅是万马齐喑,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大量废物,正是这些不学无术,只会考试、造表、填表、上表,糊弄上级,应付公事的废物,将好端端的江山拱手赠与了塞北。
明末,激烈的指出将儒学数目字化等于取消了儒学,将学术规范化的结果就是压迫学术,而八股文的科举考试制度,就是"聚天下人才而毁之"的明白人,那就是李贽。他的《焚书》、《藏书》,其实并没有什么鼓动造反、破坏社会的内容,只是他的这些书不符合"学术规范"而已,这在明代就属于焚、藏之列。而他要否定的,却既不是儒学,更不是孔夫子,他要变乱的,其实是制度化的学术与思想,以及对思想、学术加以规范化的各种各样的名目,正是李贽尖锐地指出:学术本出自"赤子之心",因此学术并不是什么"规范",更不能被数目字化的"规范表述"成什么"三个纲"、"五个常"之类。因此,也只有打掉了"立规范"之心,保持"赤子之心",我们才能接近学术和从事学术事业。
我一向以为,如果说谁是当今的"解构主义"的祖宗,那这人当然就是李贽。更有他的这段话为证:
谓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谓为万千世大贤、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谓予颠倒千万世之是非,而复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但无以孔夫子之定本行赏罚也,则善矣。
这些话如果不指出来,没准有时贤会以为是从福科、德里达书里翻译出来的,其实不是,此见李贽的《藏书 世纪列传 前记》,写于三百多年前――那时候全世界刚刚迈进"现代"的门槛,而人家这位李先生的思想,――其实就已经"后现代"了哩。
李贽出生于福建晋江,就是当今曾经以卖假药闻名中国的那个地方。他这个晋江人悔不该不留在南方著书立说,而是顺着大运河,摇唇鼓舌一路走水从南方跑到北京来宣讲他的"解构主义",结果终于被首都的学术机构举报,检查机构以"敢倡乱道"罪――也就是违反学术规范罪――批捕,自杀于狱中。
李贽的墓在通州的通惠河边,面对一大片浩荡湖水,背后有一座雄伟的元代佛塔。倒算是个非常理想的所在。面对浩浩南去的大运河,这李贽长眠于北京连接南中国的路口,眺望遥远的故乡,多少年流水落花春去也,由此目睹进京赶考的各色人等,由此目睹八国联军烧杀抢掠进北京,由此目睹中华帝国由盛而衰――长眠于此地的这位近代中国的第一狂人,不知作何感想。
搞前卫艺术的画家王迈,他们的"画家村"就在通惠河边,某日在王迈家吃饭,酒足饭饱,王忽曰:给你们介绍个朋友,是明代那会儿搞后现代的,叫李卓吾,他家就住我旁边!――我当时还以为他喝高了活见了鬼。
果然墓在他家后院,这墓上写:明姚安知府李贽墓。
王迈就摇头叹气:你说这个李卓吾,他放着好好的县委书记不当,搞的什么后现代他!――他不知道那年月搞艺术犯法?
王迈说的对。那年月不但搞艺术犯法,搞学术也违反学术规范。要不那李岩、牛金星,会投了李自成。
3.历史上北京一向被称为"人材荟萃",但是北京本地实际上是不大出人物的,金、元、明、清几代皇帝分别是蒙古人、安徽人和东北女真人,真正本地产的,恐怕就要数到关汉卿老舍这些了,北京所谓的人材荟萃,其实是说北京这个地方比较吸引人材,金、元以来,作为帝国首都的北京就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向往的地方。各地有志青年要想混出个头脸来,往往要往祖国的心脏*。因此,与其说北京城基本上是*外地人建设起来的,不如说历史上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其实就是个移民城市,北京城具有非常了不起的包容性格,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南方人南下进京,一般而言,卢沟桥就是他们的必经之地。遥望卢沟晓月,历史上不知有多少英雄豪杰曾经感慨万千,借卢沟晓月以咏志。而历史上外地青年立志要混进北京、混此出个模样的豪言壮语中,比较起来,还是李鸿章当年的顺口溜写得率直些,很有些当年完颜亮诗词的风格:
丈夫只手把吴勾,意气高于百丈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候。定须捷足随徒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卢沟桥畔月,何人从此到赢州。
李鸿章来自安徽。许多许多年之前,草莽英雄陈涉、吴广等去当时的边城渔阳――也就是后来的北京戍边,而走到李鸿章的家乡蔪县大泽乡――即安徽宿县突然来了灵感,干脆斩木为旗,揭竿而起,杀向北京,"尽掠燕地"。而李鸿章写这个诗的时候是20岁,大约也是陈涉、吴广的岁数。全诗洋溢着愤青式的"空山疯语",薛蟠式的俗得可爱,但也透露出日后曹操式的通脱和慷慨。其中"三千里外欲封候"、"那有闲情逐水鸥"两句正应了后来曾国藩对李"只顾拼命作官"的评价,进京就要拼命跑官,要不就是瞎耽误功夫或者简直没必要到这里来混,李鸿章年纪轻轻就一语中的,看明白了为什么进京,进京干什么以及如何干----那就是要立志把一生献给崇高的跑官事业。
从20岁的合肥青年一直混到太子少保、内阁大学士,中堂大人李鸿章无疑是近代中国的跑官模范,他具有大吏的一切美德:危难时刻以战功现身,是不折不扣的中兴之臣,除了在最微妙的1895--1900年之间,他关键时刻从来没站错过队,跟错过人,他谦虚谨慎,善于网罗人材,特别是能团结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比如清流党张佩纶在朝中骂他最厉害,而张兵败马江被革职之后,李鸿章反把他罗致进自己的幕府,并趁其死了老婆顺势将自己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张,彻底摆平了张佩纶这张厉嘴不说,李中堂自己也没承想他的这位老女婿的儿子----竟然在50年后给他生下个一代文豪张爱玲来----由此可见这李鸿章真可谓深谋远虑,一个政策起码要管50年。
关于李鸿章,过去说他是卖国贼,今天则被趋势文人奉为改革先驱,洋务领袖,乃至民族英雄,可谓一百八十度转弯。其实说他卖国的确谈不上,因为李官再大也不过是皇上的奴才,卖国者不过是皇家要卖而由李出面顶屎盆子,李非没有卖国的道理而实无卖国的能力,他坐在谈判桌上其实大事小事都要请示皇家,他自己其实屁也决定不了。尽管看起来在外交舞台上翻飞上下,那不过说明皇上卖国不签字而让李鸿章代签,这个不过就是政治障眼法。至于李鸿章在任上大办公司,修建铁路,非法集资,坐收股份红利,你以为这个就叫改革,那你这也是不懂政治的表现。李如此热衷于改革,首先在于正是通过改革他才把海陆军军费、地方税收、他省协饷统统抓在手里,他中饱了多少国家税收只有天才知道。皇帝娘儿俩之所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任他说得比唱的还好听的大肆"改革",那原因就还是让他顶屎盆子就必须给他甜头,天下哪有既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夜草的道理?这个说白了其实还是算政治帐。
历史上的李中堂是个很难评价的人物,但由于他临死前大约有合5亿多美元的个人财产,而且这些财产几乎统统无法说清来源,所以他是个贪官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了。1896年李鸿章访美,对美国传媒报章大谈改革开放的好处,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之必要,而唯一使他不解的是,美国开国元勋、两届总统格兰特的儿子竟然是个穷光蛋!对此他竟丢人现眼当着传媒就大呼"乌呼!我真不理解当官这么穷怎么可能!"
李鸿章是从基层混上来的大吏,他深知官场深似海,京华居不易的道理,居京华在官场,哪一步离得了银子?比如在1895甲午年那场丧权辱国的海战后,李鸿章为了逃过"李二先生是汉*"的厄运,在朝廷大臣和各色人等中一口气化了800万两合850万美元的巨款,他能够坐稳直隶北洋大臣这个肥缺长达25年之久,就得益于他长期而定期的向西太后及其他人送礼,这可不是一次性的送,而是逢年过节,大事小事都要送,因为不送是不行的,贵为李鸿章尚且如此,那各地来京述职、跑官活动的人等就更不要提了,毫无疑问---北京城的气魄,北京城的物价,北京城的房价,北京城的种种繁华奢侈,北京城的花样繁多虱子多了不咬人,其实就是这么送出来的。
当今为李中堂讳的中外博学之士,往往将李之贪解释为拿钱养幕僚,自己掏腰包给国家养人材。这个不是完全没道理,李中堂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也没干,但是,他干的好事的确比他的老师曾文正、他的同事左宗棠要少一些。比如在澳门糊里糊涂跟着传教士上了学的容闳,没有功名却被曾国藩保举了四品官,并特批他率领首批留学生到美国去,这个是曾文正干的。而同样没有功名但精通西学的严复,到了李鸿章手里就只能不死不活,当个闲人给挂起来,据说李认为严复这个人不通情理,妄自尊大,口无遮拦,不适合当官,当然他说的是对的,仅就严复当时吹捧西洋文明的好全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名则屈私以为公"这一句,就已经象是在骂满北京城的学士全是伪士,整个朝廷的官员全都自私了,这样的二百五当然活该是永不可录用。
进京是要当官的,当官要先拜把头的,晚清官场里面最大的把头无非是李鸿章和张之洞,1900年,这二位联合刘坤一演出了一出"东南互保"的好戏,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了他们三个封疆大吏为保存实力,却联合起来作乡愿,把中国官场的韬光养晦死不出头的气功发挥到出神入化的天地。北京城为八国联军所毁,许多未能逃走的京官举家自杀乃至自焚,他们三位封疆外官,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作为手握雄兵的朝廷干才,其实这三个家伙对于北京城被毁,无论如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张都以爱才和网罗人材著名,但这其实都是骗人的,足以骗骗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学者而已。实际上爱才的李鸿章几乎挂死了严复,当严的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学校的日本同学伊藤博文指挥日本海军消灭中国北洋舰队时,严复在李鸿章手下却是个无权的鸡肋和摆设。而据说更爱才的张之洞负责晚清的教育改革,其基本设想就是把大学办成技术培训学校,张中堂同样搞钱有方,首倡教育要以技术和赚钱为本,――这显然是效法明张居正那一套,而又风乎其下矣。其时刚刚进京的年青官员王国维因此大骂张之洞狗屁不通,而这个不知道进京要拜把头的王国维竟然开口就骂张之洞,想来注定了他在北京,也只有去跳昆明湖的出路。
福建青年严几道和浙江海宁青年王国维毫无疑问是晚清最杰出的人物,是旧时代最后的天才和新时代第一批天才,但是作为南方人他们大约在北京水土不服,结果在这个空旷的大城里迷失了方向,---象明末李卓吾一样,最后他们都被北京吞噬了。
学海军出身的留学生严复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京华人物的评价甚低,以为北京的气氛是"泄沓晏豫,顾取延岁时,见兔既不思顾犬,亡羊复不思补牢",总而言之,是好一个混字、拖字、懒字了得。他还把这个话写在给皇帝的报告里,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皇帝没能读到他的这份报告,但是1901年皇帝下诏进行迟到的改革,却终于用了更狠的说法:"困中国者,在一私字,误天下者,在一例字"。连皇帝都这么说可见北京的风气如何,难怪公车上书里面三点:拒和、变法、迁都,康有为等的变法主张甚至要效法当年完颜亮的"迁都"豪举,竟然有废了这个首善之区一条。
大清瓦解,洪宪帝制失败,而历经金、元、明、清四朝的中华之都北京,从此沦落为"北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见,――知向谁边?"历史上,对燕赵大地、京华烟云的感慨万千,我以为以此诗词为最。
北京的新生的确始于1917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918年8月19日,一位岳麓学子来到当时的北平,他在北大图书馆默默读书,在《新青年》激扬文字,倘佯于北海的漫天雪花,这位寒素的青年不知是否遥想过当年那些千里走单骑的北国豪杰,在描写古都的散文中,琼华岛太液池畔,因此留下了他当年深情地笔触:"在公园里,在故宫前面的广场上,我见到了北国的早春。当北海上面结着坚冰的时候,白梅盛开着;杨柳低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水晶似的冰柱,因而使人不禁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塞外冬雪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如今关于北京的各种历史文存不在少数,我不知道这写于1920年的朴素优美文字,为什么竟然没有被收入其中。这无疑是饱含深情的咏叹,而他第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好像也是开始于北平。
1920年1月18日,一群俊美的青年在北京陶然亭以一棵蓬勃生长的大树为背景合影,中间个子高高的就叫毛泽东。这是预言,也是讲述,讲述一个成长的故事,青年的成长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古都、一个文明的成长与复苏。这一年的4月11日,长发飘飘的书生、诗人毛泽东离开废都北平南下,一路登泰山游曲阜,从此远离了旧日的帝都烽烟,从此走向了底层的人民和中国大地的深处――废都"北平"与他的因缘,也从此结束。
"31年还旧国",1949年3月23日,当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中央从西柏坡进入北平时,据说不长的路他竟然走了两天。23日当天夜里,毛泽东夜宿在河北唐县一个小村庄――村庄虽小,却象许多中国的故里,有个美丽而宏大的名字,叫"淑闾村"。这天毛泽东与农民谈话到深夜,然后在门板上办公到天明。24日,毛泽东一行继续向北平进发,就在那个时候,在颠簸的汽车上遥望北平,他说了一句著名的话:我们是"进京赶考",考不及格是要回井冈山的-----在3月5日召开的7届2中全会上,毛泽东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给全党,那时他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有人将此也看作什么成就,因而沾沾自喜,那就是很藐小的。他说:同志们务必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是河北平山。据说在选定平山时,向毛泽东汇报的人讲了句当地民谚:"阜平不富,平山不平。"毛泽东当时没有表态。而当另一个人无意中说道:《白毛女》的故事,就发生在平山时,毛泽东却突然站起来,感慨万千地说:"走!――我们就到白毛女的家乡去吧!"
"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千百年来,被视为人下人的中国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由于获得了土地,从而第一次成为真正的有生产资料,有选举和发言权的"人",在粗犷的黄土高原、燕赵大地的舞台上,在酒神般热烈、日神似坚定的锣鼓声中,在痛入骨髓的秧歌调里,一群群复仇的女吊――白毛女们――山呼海啸的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坚定如山,他们深情似海,走遍大江南北,唱红长城内外:"上下几千年,受苦又受难,如今东方出了太阳。"1949年一个春天的早上,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离开了一个有着美丽名字的中国村庄:淑闾村,和中国农民的子弟兵们一起,伴着一轮鲜红的太阳,向新中国的首都――北京走去。
1949年3月25日下午5时,昔日长发飘飘的书生毛泽东回到了古都北京,他随即出颐和园,至西苑。天翻地覆,杀场点兵。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入城前,首先于西郊检阅了四野的装甲部队。在北国漫天浩荡的黄沙中,身穿东北翻身农民赠送的臃肿大衣的毛泽东,向着最后一个农村根据地西柏坡的方向高高举起手来----这是告别,还是呼唤?
据说在那时,眺望着渐行渐远的中国革命的农村根据地,毛主席洒下了英雄泪。
此时此刻,在大小资产阶级欢庆"历史终结"的时代,我想起的不仅仅是德里达为回击这一切而选用的那个词:"哀悼"――远不仅仅是哀悼。雄关漫道真如铁,也许而今才是迈步从头越的时代。毕竟,是毛泽东使我们知道还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大地与革命,青年与斗争,创造历史与改天换地,"我要读书"和"翻身道情"。在政治和历史的种种阴暗和悲剧背后,当然还有他为受苦者洒下的滚滚热泪,他对于压迫、不义和腐败的强烈义愤,他对江山和人民的诗人的多情,他失去的每一个亲人,他写下的每一行文字,他的笑容与浩叹,他的悲怆与激越,与你、与我,与每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人血肉相联。
新政权建立,百废待兴,而毛泽东为北京作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重修城内的供水系统。对北京城怀着无限感情的满族作家老舍,生逢乱世,自然看惯了潮来潮往,京华烟云,但是作为天子脚下百姓代言人的他,却从这一件事上,就看出了黄河清,圣人出的升平时代的降临,看到了"北京"重生和复活的这一天。这位在与八国联军争夺北京街巷的保卫战中殉城的满族军官的儿子,在《龙须沟》中这样发自肺腑地问:自打咱记事起,有谁关心过咱门口这条龙须沟吗?――除了咱们毛主席,没有过!――也就是他,亲自敲着大鼓,道出了这样的京腔京韵:"唱唱咱们的毛主席,唱唱咱们的新北京。"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北京的城市规划,划开了自元以来另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这个时期,同样是以水源和水系为动力的。在整治了城内水系之后,毛泽东将目光投向北京城的北方,北方是北京的"上风上水",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历史上原有的水源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毛泽东因此在大跃进运动开始,就作出了修建十三陵水库的决定。
于是千军万马齐参战,毛刘周朱也披挂上阵,毛挖土,朱挑担,周拉小车,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工地一干就是一天,前人载树,为的乃是后人乘凉,这显然不是为了拍电影作作样子。十三陵水库的建成,为北京未来的发展奠定了方向――那就是向上风上水的北面拓展。而我们今天的亚运村、上地高科技园区和城市快铁,之所以一路向北京城北而去,那其实就是沿着毛泽东当年对北京的战略规划在往前走的。
面对这座大城,历史上曾有多少人浩然长叹,静夜不能寐,揽衣起徘徊。但是还没有哪一位天之骄子把进北京坐天下,称为"进京赶考"。还没有哪一位胜利者将打下天下看作不过是藐小的"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而从此后,北京城每一个权力机构门口都有了毛泽东5个字的警示:"为人民服务"。
疆场几阵干戈,北邙无数荒丘,前人天地后人收。一叶翻过,---岁月能否剥蚀昔日的帝王府第门前他那五个遒劲的大字?
毕竟,他晚年曾经以不屈不挠的伟大气魄写下了: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数百年来,北京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趋之若鹜的所在,众人熙熙,皆为名来,众人攘攘,皆为利往,但是又是哪一位岳麓学子背对这座大城,发出千古浩叹:"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又是哪一位戎马书生,敢于粪土当年万户候,将进北京城坐天下的轰轰烈烈视为"藐小"?----我想,没有这样背对北京城的洞彻,其实就是无法面对历史,也无法战胜造化的轮回的。